心力衰竭的现状

据国外统计^【4】，人群中心衰的患病率约为1.5%-2.0%，65岁以上可达6%-10%。在我国，2003年的一项多中心研究^【5】首次报道了中国人群慢性心衰的流行病学结果，该研究通过对我国南北方10个省市的35-74岁城乡居民共15518人随机抽样调查显示，我国成年人心衰的患病率为0.9%，即在35-74岁人群中约有400万的心衰患者，而35-44岁、45-54岁、55-64岁、65-74岁年龄组的心衰患病率分别为0.4%、1.0%、1.3%和1.3%。最新的流行病学资料显示^【6】，全球慢性心衰人数已超过1500万；仅美国，就有500万众的心衰患者，并以每年55万人次的速度激增^【7】。胡大一教授结合国情认为，在中国巨大的高血压患病人数、人口老龄化的加重、冠心病的不规范治疗及结构性心肌病的显现，导致了中国慢性心衰患者群同样在日益壮大^【8】。在心衰病死率方面，10年前AHA报告，心衰导致的死亡比之前40年增加了6倍^【4】。法国的一项前瞻性研究以2000年因心衰首次住院患者为研究对象，随访7年，患者的7年生存率仅为33%，总病死率较与之匹配的普通人群升高2倍。据我国部分地区42家医院，在1980、1990、2000年3个全年段，对心衰住院病例共10714例所作的回顾性调查^【9】，各年段心衰死亡率均高于同期心血管病住院的死亡率，3个年段分别为15.4%、8.2%、12.3%比5.6%、6.2%、2.6%，提示心衰的预后严重。而即便现代医学在心衰治疗领域取得了长足进步，住院心衰患者出院后1年的死亡率，文献报道仍在20%-47%^{【10，11，12】}。同时，临床上心衰病人存在明显的体力活动受限，对于一些严重的心衰患者，其体力活动能力甚至仅达到中、重度残疾患者的水平，造成了大量劳动力的浪费。可见，慢性心衰已经成为威胁全球的公共卫生问题，而从目前的医疗水平看来，该问题将长期存在。

伴随着慢性心衰高患病率及病死率、病残率而来的是高额的治疗费用及巨大的经济负担。慢性心衰已成为65岁以上美国人住院的首要原因^【13】，甚至患者住院医疗保险费用中慢性心衰所占的比重就达到74%^【14】。美国一项回顾性分析表明，2001年因心衰住院每例药费较1998年增加24%。在2006年美国心衰住院总费用就已达154亿美元^【15】，而2007年的费用竟高达330亿美元^【7】，且还在逐年增加。英国一项研究显示^【16】：心力衰竭占急诊入院患者的5%，占住院患者的10%，占国家健康卫生消费的2%，这些费用大多是住院消费。我国的情况尚缺少卫生经济学方面的权威研究资料，推测其趋势和国外的相近。

现代医学在过去的几十年里针对慢性心衰的药物治疗取得了巨大的进步，目前已基本完成了从强心、利尿、扩血管到干预神经内分泌激活等病理机制的治疗策略转变。在近年的心衰治疗指南^{【2，3，17】}中，都已将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β受体阻滞剂作为改善衰竭心脏生物学性质，延长寿命及提高生活质量的一线药物。然而，不可否认，除外少数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药物，近年来，慢性心衰药物治疗的发展进入到一个相对减速期，以病死率为硬终点的研究较少达到阳性结果^【18】。在非药物治疗领域，ICD、CRT治疗虽然已被证实在改善预后及降低病死率方面有益^【19】，但是其应用尚未得到广泛接受。新型的心脏辅助装置如迷走神经刺激装置等还未提到指南高度，干细胞疗法、基因疗法还主要存在于实验室研究中。而且，在发展中国家，尤其像中国有广大的农村区域，基于国际最先进指南的心衰治疗往往是难以普及的，这与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和人民的认知水平相关。即便在上海，01年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20】：ACEI类药物和β受体阻滞剂在慢性稳定性心衰中的使用率分别为61.0%和27.2%，适合使用ACEI和β受体阻滞剂的患者中分别有24.4%和70.0%未用。07年对我国17个地区2066所基层医院的大规模调查研究结果显示^【21】：β受体阻滞剂的应用率为40%，指南推荐剂量的应用率只有1%；ACEI应用率为80%，指南推荐剂量的应用率仅有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