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好，徐医生，我是程秀玲。几个月前我开始觉得身体越来越虚弱，情绪波动也很大，去医院做了检查，没有明显的病症。由于自己放心不下，就去找到了徐医生。您了解了我的情况后，认为我是患上了更年期综合症。您与我沟通的同时，也与我的家人一起设计了一个方案，在实施的过程中，您给了我们很多的建议，我们按照您说的做了，获得了很好的效果，我的情绪稳定了，现在家里的气氛也和谐了，要特别的感谢您帮助我渡过了那一段痛苦的时期，使我赶走了那些莫名的烦恼，让我的生活重新见到了曙光，使我的身心更加的健康。

[详情]

我哥哥今年四十二岁，三年前因为生意失败，回北京借居在我的父母家。两年半年前的一个深夜，哥哥发现对面楼里有灯光照到自己的房间。此后哥哥说渐渐发现街坊邻里常常“话里有话”，内容多涉及他的隐私，哥哥开始怀疑自己的房间被人录音、摄像。三个月后，哥哥说听到脑子里有一个自称“国家安全部少校”的人同自己讲话，声称他已成为“全国一号嫌犯”，正在对他实施全面监控。后又出现一个自称是“老书记”的女声为患者辩解，说哥哥是一个好同志。“少校”与“书记”在许多方面都发表针锋相对的意见，令哥哥不胜其烦。从此，哥哥多次走访各个政府部门，要求“澄清事实”、“洗脱罪名”，并计划给世界各大报章写信，申诉自己“受人迫害”的经过。折腾了一段时间以后，哥哥又说感到外部有一种特殊的仪器控制自己，控制他的思想、言语、行为甚至包括大小便，认为自己处于“全控制”状态。当受到控制时，头脑非常难受、有紧束感、反应迟钝、不听自己指挥；四肢肌肉抽痛，背部发热难熬，早晨不让他起床，也不允许料理个人卫生。而当仪器关掉时，才是一个自由人。哥哥近半年来觉得上下班的路上有好几个人装扮为便衣警察跟踪自己，说“我乘公交汽车他们就跟着上车，我换乘地铁，他们也乘地铁，我提前下车，他们也下车……”，并认为这些人在自己的办公室和家中装有微型摄像机监视自己的行动，说：“他们怀疑我是特务，盗窃国家机密，吓得我不敢外出。”我们发现哥哥的情况越来越严重，便带着哥哥来到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的精神病科进行检查，在门诊上碰到了值班的徐敏杰医生，我们把哥哥的情况详细的跟徐医生说了一遍，然后徐医生开始和哥哥交谈，哥哥都是胡言乱语，徐医生给哥哥做了体格检查，没有发现异常情况，我们带着哥哥做了一系列的化验检查，也没有不正常的，最后徐医生根据上面的情况，诊断为精神分裂症（偏执型），徐医生建议哥哥住院治疗，安排好病房后，徐医生对我们说，精神分裂症的治疗主要是药物治疗、心理治疗和康复治疗，徐医生根据哥哥的情况，给哥哥开了氯丙嗪、利培酮，给我们讲明具体的用法和不良反应，徐医生说心理治疗是精神分裂症治疗的一部分，可以改善病人的精神症状，提高自知力，增强治疗的依从性，也可改善家庭成员间的关系，促进患者与社会的接触，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后，哥哥的症状有了明显的好转，不再胡言乱语，但是徐医生说要注意康复治疗，鼓励哥哥参加力所能及的社会活动和工作，争取达到临床和社会的双重康复，这才是真正的康复，我们记住了徐医生的话，心里盼望着哥哥的早期康复。

[详情]